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胥吏的盛宴

大明嘉靖年間,成都府彭縣發生了一樁官場弊案,它很普通,卻儼然成為一個繁盛王朝的青萍之末。
大明嘉靖年間,成都府下轄的彭縣發生了一樁普通的官場弊案。
說它普通,是因為這案子的規模很小,案情簡單,罪行尋常,講起來實在是乏善可陳。可正因為它太過平常,在大明一千多個州縣里頗具普遍意義。于是這一樁普通小縣的普通小案,儼然成為了一個繁盛王朝的青萍之末。
彭縣緊鄰成都府的北邊,相距四十多里,乃是川西重鎮。有詩人寫過一首《彭州歌》:“彭州昔號小成都,城市繁華錦不如。” 評價殊高。
嘉靖二十年二月,一個叫陶成的當地人走進彭縣縣衙,高高興興領了吏帖,成為了吏房的一位書手。
先簡單介紹一下大明縣衙的構成。
明代縣衙里,最大的自然是知縣,叫做主官。他有兩個副手,一個是縣丞,一個是主簿,這兩位叫做佐貳官。他們仨都是有品級的朝廷命官,縣里的行政長官。在這三人之下,還有一位負責辦公室典史,叫做首領官,但沒有品級,不入流。
再往下,衙門里最重要的行政機構,叫做三班六房:三班是指皂班、壯班、快班,負責儀仗、治安、緝捕之類,有時候還會多一個捕班,和快班合在一起,就是老百姓熟悉的“捕快”;而六房對應的是朝廷六部,分為禮、吏、戶、工、兵、刑六個部門,各有主管業務。除此之外,還有承發房和架閣庫等辦公機構。
在這些機構里辦事的人,統稱為吏,也叫“胥吏”或“吏胥”。“胥”這個字,本意是有才干之人,十有二人,后來引申為基層公務員。
陶成加入的,是分管人事的吏房。他應該受過教育,會識文斷字,在吏房里擔任書手——這個職位顧名思義,就是負責各類公文檔案的書寫、抄錄。
聽起來好像是個瑣碎活,可里面的門道實在不少。古代沒有復印機和照相機,公文全靠書手一筆一劃寫就,他大筆一揮,偷偷篡改幾個字,往往能決定一人乃至一戶的命運。
舉個例子。崇禎時廣州府有一個糧道吏職出現空缺,一個叫劉俸的吏員垂涎已久,但是資歷差一點不夠。他遂買通了吏房書手,偷偷修改了自己的申報材料,把最關鍵的一個日期“五月二十八日”涂抹成了“九月二十八日”。幸虧當時的推官心細,查了官府里的原始檔案,發現日期對不上,這才查獲弊案。
書手落筆一字之差,甚至能左右官職的選拔。可以想象,他的尋租空間該有多大。陶成靠著手里的這點權力,沒事收取一些常例賄賂,日子過得不亦樂乎。
四年之后,也就是嘉靖二十四年八月。一個叫陳佐的人也加入彭州縣衙,在戶房擔任算手。
戶房和吏房并稱兩大要害機關。戶房管的是錢糧稅賦之事,日常業務涉及到大量繁復計算。陳佐腦子靈活,數學好,對于數字得心應手,很適合這個職位。
和吏房書手一樣,戶房的算手也有能力掌控著別人的命運。他只消在賬簿上做一做手腳,一戶農民便會生不如死。比如萬歷年間的濟南府,曾有一戶劉姓人家,得罪了當地算手。納稅之時,算手硬把他家六畝三等瘠田劃成了一等上田,結果概算下來,要繳納的田稅翻了一倍,一家人只好上吊了事——想避免這事?很簡單,拿銀子來喂飽便是,可見這其中的尋租空間也不小。
書手和算手都是胥吏的一種,他們沒有官身,不算體制內,薪俸也不納入國家財政開支。可是這些人把持著具體政務,又是本地人,比上官更熟悉地方情形和法令文牘,很容易從中做手腳,有時候日子過得比主官還滋潤。
尤其是在嘉靖年間,對胥吏來說正是個好時候。在這之前,胥吏都是有名額限制的,可到了嘉靖朝,突然掀起了一陣擴編熱潮,吏胥人數陡增。有人曾抱怨說: “ 衙門吏胥,原有定額。今郡邑吏想如故胥, 較前增十倍不止。朝穿青衣入,暮各持金而回。” 可見其盛況。
陶成和陳佐的入職,即得益于這個大背景。
這兩個人為了能放心舞弊,不約而同地拜了縣衙里的屠主簿當靠山,就此相熟。吏房和戶房本來聯系就比較緊密,兩個人很快勾結到了一起,沆瀣一氣,其所作所為,用后來官府判決的話說就是——“各結攬寫法,討錢使用”。
怎么個討錢使用呢?
嘉靖二十五年八月,彭縣決定僉派一批老百姓來三班服役,指派吏房和戶房執行。陶、陳兩人一聽,哈哈,錢來也。
這里要先說明一下,大明的縣衙體制很有意思,大致可以分成三類:官、吏、役。
彭縣的知縣、縣丞和屠主簿這樣的人,在朝廷吏部掛著號,算是官員編制;像是典史以及六房的正副主管,無品級,算是吏員編制;至于像陶成、陳佐這樣的書、算手,連編制都沒有,差不多算是聘任的合同工——當然,胥吏往往世代相繼,比合同工可穩定多了——無論如何,他們仍舊屬于“吏”這一層級。
再往下,到了具體的執行團隊,則只能稱為“役”。
這個“役”,指的是徭役,更準確點說,是力役。說白了,就是給政府出力氣白干活。一縣的日常雜事,比如馬夫、門子、庫夫、禁子、防夫、纖夫、傘夫、吹手之類,都屬于役。這些役職并沒有常設員工,都是從當地老百姓里挑選出來干活,維持機構運轉。很多公共事務,比如修繕營造、解糧征糧之類,官府也會僉派老百姓來應役。
甚至連負有治安職能的三班,都不是專職。比如皂班,主要負責迎來送往、站堂呵道。青天大老爺在公堂上一拍驚堂木,他們拿著水火棍喊“威武”;青天大老爺出巡,他們負責在前頭舉著“肅靜”、“回避”大牌子的儀仗。看著威風體面,其實這些皂隸也屬于“力役”,可能今天站完堂,明天把皂服一脫就回家種地去了。為啥叫他們衙役而不是叫衙吏,原因即在于此。
在一個衙門里,幾個“官”在金字塔尖負責決策,幾十個“吏”在金字塔中間負責調度規劃,幾百個甚至上千個“役”在金字塔底吭哧吭哧干活。
事實上,縣衙的大部分工作,都是靠這種僉派百姓來完成的。原因很簡單,便宜啊,來充力役的老百姓是不拿工資的,還得自負伙食。徭役之害,大半來源于此。正如侯方城批判的那樣:“居官者利其白役無工食,宴然差遣之,竟不知食民膏髓,為可痛惜一大害也。”
當然,朝廷也深知這事對百姓負擔重,雖然不能免除,但多少會做到公平一點。在具體的僉派規則上,要充分考慮百姓家庭情況,依次論值,人口錢糧少的,去服一些相對輕松的徭役;人口錢糧多的,去服一些比較重徭役,以示均平。
可惜,這只是理論上的設計,實踐中有的是辦法可以突破。
咱們回到嘉靖二十五年這一次僉派。
彭縣三班這一輪的役期已滿,很多衙役要返回家里,必須要僉派一些新人來填補。這個動作,涉及到戶房和吏房兩個部門:戶房負責查詢戶籍輪值表,確定應役人選;吏房負責登記造冊。這份工作,便交由陶成和陳佐兩人來完成。
他們倆接到任務之后,第一件事,就是尋找合適的索賄人選。
可巧在僉派名單里,有一個叫劉選的平民。他被安排的役職是做快手。這個快手,可不是做主播,而是在快班服役之人。快手的日常工作有兩大塊:一是遞送官府公文,二是緝捕治安,常年要奔走于十里八鄉,很是辛苦。
劉選不大樂意去做快手,可拒服徭役是很大的罪過,他只好找到陶成、陳佐二人,商量看有沒有啥法子。陶、陳二人居中協調,很快就拿出一個辦法。
他們找到一個叫劉本敖的閑漢,讓劉選每個月出三斗米、三錢白銀,讓劉本敖替他應這個差事。反正審核的人是陳佐和陶成,只消在劉選戶籍上勾一個應役,然后在三班名簿上補一個劉本敖,只要人數不缺,就夠了,沒人會認真核對名單。
這個操作,在貪腐業內有個專業術語,叫做“買閑”。
劉選花了錢,但免得辛苦,自然心滿意足。劉本敖也很高興。快手雖然是個卑賤的職位,可若有本事,也能賺錢。劉本敖這種人,常年混跡衙門,熟悉各種門道。普通百姓避之不及的差役,對他來說,反而是好事。
比如衙門發現某戶人家牽涉官司,發下牌票——這是一張紙,上用墨字寫明事由與限定日期,朱字簽押,蓋有官印,作為差役執法的憑證——劉本敖拿著這張牌票,便可以上門訛詐。《幾亭全書》里對這種情況描述得特別生動:“差人持糧票下鄉......黑夜排闥,就床擒鎖舉家驚惶 , 設酒送饋。及去,衣服雞犬一空。假如欠銀五兩 , 此番所費二三兩 , 手頭愈空 , 錢糧愈難完辦 。”
還有更絕的。劉本敖還可以勾結陶、陳這樣的胥吏,開出一張不蓋官印的白頭牌票,下鄉隨意找人訛詐。反而老百姓不懂法,很容易就被唬住。《官箴書集成》里如此記錄:“每一快手一二十兩 , 賄買戶書寫就。蓋快手借票催糧 , 原非為催糧計 , 不過借印票在手 , 無端索害鄉人。農民多不識字 , 又多良善之人 , 彼即有完票在家 , 快手欲無端害之,幾十里外向誰分訴?一張票,乃一快手幾年生活也。”
一張票能榨出幾年逍遙日子,可見區區一個快手,只要勾搭上胥吏,也能打開一片天地。
不消說,劉選、劉本敖事后還得拿出一點錢糧,孝敬陶、陳兩位。
很快,一個叫王廷用的人也找上門來。他一直在皂班當差,這次應役期滿,可以回家了。可王廷用不愿意走,因為皂隸的油水不少。比如打官司時內外遞個東西、傳個消息,打板子時輕重斟酌幾下,也頗有幾分銀子可收,比種地輕省多了。
于是王廷用求到了陶、陳二人。他們一番運作之下,王廷用成功買閑,頂替了另外一位叫嚴思安的徭役,繼續呆在衙門。嚴思安還得每月給王廷用提供三斗米、三錢銀的工食。
王廷用覺得這兩位太厲害了,便把自己的同族親戚王廷美介紹過去。王廷美受過教育,能識文斷字,他不想在役職里混日子,打算弄個胥吏干干。
這事兒陶、陳能辦成嗎?也能。
縣衙里的胥吏,來源大多靠僉充,即從地方上選拔而來。只要你身家清白,年紀沒過三十,而且通過了業務考核,就有機會充任。不過吏職少,申請的人多,因此朝廷立下個規矩,叫做“行柱定參”。
簡單來說。你取得了僉充資格,并不會馬上授職,而是作為“候缺吏”寫入“公格眼簿”,排上隊。什么時候吏職出缺了,按照公格眼簿的先后順序,依次參充——這叫行柱。
行柱排序的門道很多,有超參行柱、陛納行柱、農民行柱、截參行柱、東征行柱等等,算法各不相同,彼此之間還有優先級。但是,越復雜的規則,越容易被經手胥吏玩出花樣來,什么戀參、壓參
超參、指參、爭參,讓人眼花繚亂。
陶、陳為王廷美準備的花樣,叫做“越次爭參”,就是通過涂抹、篡改公格眼簿,把他的候選排名挪到最前頭,一有吏缺,立刻便能授職。
于是,王廷美就這樣被運作進了戶房,成為陳佐的同事。
可巧在這一次僉派結束之后,屠主簿病逝,新來了一位主簿叫王仲杰。陶、陳、王三人趕去巴結,很快成為其心腹。有這么一尊神上頭鎮著,他們行事便更加肆無忌憚了。
我們看到,這么一番操作下來,陶成、陳佐兩人上結主簿,橫勾六房,下聯快手、皂隸,儼然在彭縣衙門里形成了一個上下貫通官、吏、役,橫跨諸多部門的小利益集團。
這個利益集團形成之后,都干了什么事呢?史無明載,不過后來官府在審判這個集團時,批語里用了四個字——“生事害人”。字里行間,可以想象是怎樣一番尋租的熱鬧勝景。
轉眼之間,到了嘉靖二十八年十月,又到了繳納糧稅的時節。
這是官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,一到這會兒,諸縣上下都會忙得不可開交。老百姓們除了苦著臉納糧完稅之外,還得提防另外一種麻煩,叫做“解戶”。
要知道,糧食不會自己走路。各村各鄉上繳的糧食,還得集中起來,運到指定的倉儲地點入庫,才算完。大宗糧食的運輸調動,是一樁耗費浩大的工程。好在官府聰明得很,把解送糧食劃為徭役的一種,也就是說,可以僉派老百姓來做這件工作,而且是白干。
這些負責運糧的老百姓,被稱為“解戶”。
彭縣在嘉靖二十八年十月的總征收額,是六千六百石整,一共僉派了六十二個解戶。每一個解戶負責解送的糧食數量與地點,都不一樣。
篇幅所限,咱們只介紹涉案人員的情況:杜山一戶,解送本倉祿米二十五石;張馮剛、龔本舟、易本真、江淮四戶,共運廣豐倉火米四百三十石六斗。其他五十七戶也各有任務,不過與這個故事沒關系。
根據流程,解戶要準備一扇標準尺寸的空白文簿——連這個都要自己出錢——帶去衙門。吏房會先與戶籍比對,驗明身份,在空白文簿上寫下解戶名字,證明“到役”;然后戶房會根據事先的計劃,在文簿上填好解戶負責的解額以及運送地點,蓋上官印。
這份文簿,即是解戶在解糧過程中的通行證、介紹信和回執。
彭縣吏房與戶房負責填寫文簿的,不用說,又是陶成與陳佐兩個人。如此好的勒索良機,他們兩個是絕不肯放過的,遂公然向六十二個解戶索賄。
解戶們對此痛恨不已,卻根本無計可施。因為陶成和陳佐身在兩房,職秉親書,想要整人,光是明面上的手段,都能把你玩得欲仙欲死。
比如說,你拒絕賄賂。陶成會查看你的家產,把你家快病死的老黃牛算做成年畜力一頭,把你家兩個半大小子算成丁壯兩口。天哪,這么富裕的一家,必須多承擔點責任才行,他大筆一劃,把原來你負責解送的五十石漲到了一百石。
這還不算完。你帶著文簿到了陳佐那里。陳佐在上頭寫了四個地名,讓你去提糧食運入縣庫。你一看,好嘛,三界、慶興、磁峰和龍門山,這四個鄉分別位于彭州東邊、北邊、西邊和西南,差不多可以圍彭州跑一圈。而且其中三處都位于山區,推起小車運起糧食,感覺極度酸爽。
你就算上告,也只能去主簿王仲杰那告。他會支持誰不言而喻。你如果連主簿都不服,還想上告知縣,那更得想清楚了——嘉靖二十九年,彭縣知縣和縣丞職位一直空缺未補,由主簿代理縣政……
好在陶、陳二人不算太貪心,每一個解戶只索賄七成色銀八分。六十二個解戶,一共湊了四兩九錢六分,交兩人平分。
兩人收完賄賂,便開始給這六十二戶解戶安排運輸計劃。由于大家都出了銀子,陶、陳也不必特別偏袒誰,盡量公平地進行調配。說來諷刺,這本該是小吏份內之事,卻要在集體行賄之后才能實現。陶、陳兩人不用多做任何事,只是盡責地完成了本職工作,就能憑空造出一片尋租空間來。
計劃分配完畢,六十二個解戶領取文簿,各自散去忙活不提。
在杜山負責的區域,有一個叫方曉的農戶,需要繳納二斗七升。他嫌有點多,便求到了王廷用那兒去。王廷用雖然只是一個小皂隸,可他跟陶、陳二人關系不錯,深諳尋租之妙。王廷用先從方曉那里收取三升糧食,落到自己口袋,然后帶著一斗七升糧食去上納,強迫杜山按二斗七升足額收取,還順手訛了對方五分銀子。
杜山為此十分憤恨,要知道,解額如果不足,是要解戶自家往里填。王廷用這么一截一收,等于自己要平白多負擔兩斗大米。若是陶陳二人也就算了,你一個皂隸怎么也敢湊過來訛詐?
可他只是一介平頭百姓,皂隸也是沒法惹的。不提別的,王廷用若是說動劉本敖,拿著空白牌票到家里來不走,幾天吃喝用度就足以讓杜山破產。
皂隸已經算是衙門生態鏈的最底層,權力小到可憐,可即便如此,仍能從兩頭榨取些許好處。
來到了嘉靖二十九年三月。大部分解戶們都完成了自己的運輸任務,放心歸家。可是杜山只完成了二十二石五斗,還差二石五斗;張馮剛、龔本舟、易本真、江淮四戶,完成了三百九十石二斗三升,還欠三十八石三斗七升。
這五個解戶,一共拖欠了四十石八斗七升大米。
如果是別的時候,這點差額含糊一下就過去了。可不巧的是,在去年——也即嘉靖二十八年——開始,每年年底,朝廷要求各地官府要把一年出納錢谷修成會計錄,分列歲征、歲收、歲支、歲儲四柱,以杜絕積弊。
更不巧的是,在嘉靖二十九年,貴州銅仁和云南沅江陸續爆發了規模不小的叛亂,朝廷調集四川、湖廣、貴州三省大軍會剿。這一應軍費開支,都得仰仗四川布政使司承擔,其中成都府更是力扛大頭。
成都府為了應付審計和軍費,恨不得把倉廩里最后一點糧食都刮走,對于轄下諸縣的稅賦數字極度敏感。彭縣的糧食一少,成都府立刻就有了反應。
最先覺察到問題的是一位姓鄢的巡按御史。他本來想責成彭縣自查,又怕上下串通,于是調來了墊江縣的胡知縣,以第三方的身份去核查錢糧。
胡知縣抵達彭縣的時間是在嘉靖二十九年的六月。署理縣事的主簿王仲杰派了本衙戶房的一個人配合工作,這人正是陳佐。
此事調查難度不大。很快胡知縣便查明,短少的四十石八斗七升大米,是彭縣僉派的解戶解糧不足額之故。胡知縣認定是那些解戶監守自盜、暗中侵吞了這部分糧食,決定判他們一個“侵欺”之罪。
注意,胡知縣查明的,是彭縣解戶“侵欺”這個事實,但具體是哪一個解戶干的,他一個外地人無從措手,得靠當地戶房的胥吏去調查明白。于是胡知縣把陳佐叫過來,讓他去把相關人等拘來衙門聽審。
陳佐嗅覺靈敏,膽大包天,一聽胡知縣的口風,立刻意識到這又是一個發財的良機。
他身為戶房算手,一查賬冊就知道怎么回事。陳佐把杜山、張馮剛、龔本舟、易本真、江淮五個人叫到一起,說你們要倒霉了,胡老爺知道你們欠糧太多,要判重罪。你們幾個如果湊二兩銀子給我,我就給你們想辦法遮掩。
杜山本來就一肚子氣,聽到陳佐還敢要錢,堅決不肯給,轉身走了。其他四個人琢磨了一下,紛紛表示,他們愿意出錢免災。
陳佐收下二兩銀子,施展出了一招“李代桃僵”。
胡知縣在墊江做官,并不熟悉彭縣情由。錢糧短缺,他可以通過賬冊計算,但到底是誰侵欺,就沒有什么人脈可以去查實。
陳佐抓住這個破綻,找到吏房的陶成,憑空捏造出一個解戶,名字特別有日本味道,叫做江張本舟——其實就是把四戶人名各取了一個字——那四戶所欠的三十八石三斗七升大米,都一古腦算到這個虛構人物頭上。
接下來,陳佐上報胡知縣,聲稱是杜山和江張本舟兩個解戶拖欠。胡知縣只關心錢糧落實,哪里想得到其中一人是虛構的。他大筆一揮,判決兩戶侵欺之罪,徒五年,如數追繳前糧。不過大明律允許用谷物折抵刑期,胡知縣給開了個價,如果犯人愿意上納七十二石罪谷,便可以抵消徒罪。
這七十二石罰款,名義上由杜山與江張本舟分攤,一人三十六石。
“江張本舟”的三十六石,自然是那四戶人家分攤負擔。他們雖然肉疼,好歹不用被抓起來了。只苦了杜山。本來五人均攤罰款,一人只需負擔十四石四斗。現在那四個人合為一人,自己負擔陡然增加了一倍不止。
判完案子,胡知縣便按程序上報按院,抄送成都府通判,同時發給彭縣主簿,責成他們監督人犯繳納前糧以及罪谷。
到了這一年的十月份,這四戶人家總算把沒完成的解額與罪谷繳納完成,逃過一劫。
只有杜山陷入了絕望。
當初戶房安排給他的解額是二十五石,尚且完不成,更別說還有追加的三十六石罪谷。杜山在后來的供狀里,自承當時自己“陷入死地”,幾乎走投無路。
就在這時,他忽然聽說,那四家人是靠陳佐捏造出一戶假人,才得以過關。杜山大為憤怒,如果當初陶、陳二人沒有收取賄賂,如果王廷用沒來敲詐,他說不定能完成自己的解額,不用受這么多罪。
這兩個人是罪魁禍首,拼上自己破產,也不能饒過他們!杜山暗暗下了決心,可是縣里有王主簿一手遮天,要告,只能去成都府里投訴。
可告官也不是那么容易。杜山的案子已有了定論,想要翻案太難,而且也沒什么可翻的,他確實沒完成。得選一個好切入點,才能引起上級高度重視。
杜山大概得了一位高人指點,他向成都府提告的狀子,對自己的事只是約略一提,重點放在了“李代桃僵”這件事上。他控訴陳佐這個刁吏,明知胡知縣前來盤查錢糧,仍收取賄賂,偽造戶籍,替那四戶遮掩罪行。
這一招特別狠。領導不介意你糊弄百姓,但非常介意你糊弄他。平日魚肉百姓也就算了,上峰來查賬也敢弄虛作假?也太不把成都府放在眼里了。
這一劍,就戳到了要害。
杜山的招數還不止如此。他在狀紙里還特意提了一句,說彭縣上一任楊知縣,曾經打算要革除陳佐、陶成、王廷用、劉本敖等人,結果反被他們聯手陷害而死。這些人至今仍逍遙法外,剝害鄉民。
這一招就更狠了。
這幾個人到底有沒有陷害楊知縣,怎么陷害的,后人永遠不可能知道了。但這種事情,在當時很有可能發生。
知縣是科舉出身,精熟典籍,卻未必了解庶務,何況他又是流官,干幾年就要調走。胥吏們雖然地位卑賤,卻深諳鄉情,彼此抱團,把持著大部分基層政務。所以在縣衙的生態圈里,胥吏集團可以和縣太爺相頡頏,真逼急了,胥吏們施展手段,甚至可以把知縣生生逼走。
在崇禎朝的廣州府新安縣,曾有過這么一個案例:新安縣里有個胥吏叫陸榮祖,想要謀求一個職位,可負責選拔的承行吏員陶一魁秉公行事,拒絕了他的要求。陸榮祖大怒,竟然活活把陶一魁毆打致死。這么一起嚴重的人命官司,新安知縣居然不敢管,生怕得罪了陸榮祖。直到苦主上告廣州府,兇手才得以伏法。當時的廣州府推官顏俊彥在判決里感慨:“吏之如虎也,令之如羊也。”——可見有時候知縣也是弱勢群體。
《吏治懸鏡》里對胥吏的兇悍,描述得更加精準:“本官稍有瑕疵,輒指為把柄,講呈說告,恐嚇多端,賣訪勾窩,陷害無罪。于是長厚受其挾制,莫敢伊何;嚴刻者化為癡呆,憚于用罰。”
知縣上任,往往會帶至少兩個師爺幕友,一個精通刑名,一個精通錢糧,分派到六房,就是為了從胥吏手里稍微奪回主動權。
不過胥吏欺官這種事,很少會拿到明面上來說。朝廷體面還要不要了?官員威嚴還留不留了?杜山一紙狀書戳破了這一層窗戶紙,直接指控陶成、陳佐等幾個人欺官,操控縣治,連知縣都坑死了。結果整個案子從一樁賄賂小事上升到了“彭縣還姓不姓朱”的問題,不由得上峰不上心。
這一份狀書,于嘉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遞交給成都府。
一般來說,此類案件會交由成都府推官負責審理。不過推官業務很忙,未必每天都在,因此在這之前,公堂還有一個預審環節。
成都府的公堂,每天會有兩名刑房吏員值守,一個叫直堂吏,一個叫直印吏。直堂吏負責預讀上交的訴狀,初步判斷其性質,并簽發牌票,召喚涉案人員等;直印吏則負責記錄公文往來,他的手里有一個簿子,上面寫今天哪一房收到公文幾道,用了幾次印、有幾封訴狀上交,有幾道牌票發出等等。兩者互相配合,也互相監督。
二十三日這一天,值班的直堂吏叫楊漢采。他收到杜山的訴狀,先讀了一遍,并沒有急著轉交。這個指控很敏感,不能偏聽一面之辭。推官老爺就算要審,也得等原告被告到齊了再說。直堂吏的主要工作,就是預先把相關人等材料準備齊全,讓老爺可以直接升堂斷案。
于是楊漢采當堂寫了一道牌票,交給防夫劉景高——這也是一個役職,可以視為保安與郵遞員的合體——讓他在本月二十五日之前趕到彭縣,把陶成、陳佐等人提到成都來問話。
劉景高拿著牌票,一路從成都趕到彭縣。二十五日他一進縣城,迎頭就看到兩個衙役走過來,看穿戴一個是快手,一個是皂隸。他們倆特別熱情,說設下了宴席,非要拽著劉景高去吃酒。劉景高問他們倆是誰,兩位自我介紹了一下,一個叫劉本敖,一個叫王廷用。
原來杜山上告這事,早就被陶成、陳佐發現了。兩個人很驚慌,成都府不是他們的勢力范圍,斷然不能去。好在他們熟悉政務,知道成都府一定會派人來提審問話。只要把這個持牌票的人多拖住幾日,說不定就能把這事兒給拖沒了。
于是陶成把劉本敖、王廷用叫過來,讓他們二人等在縣城門口,專等劉景高抵達,務必死死拖住。劉、王久在公門做事,對這一套慣熟得很。他們在城門附近找了一處房子,弄了半壇子酒、兩斤肉還有一盤面,等著劉景高到來。
劉景高不過一介防夫,平時也是有一頓沒一頓的,看到有人設宴款待,自無推辭之理。三個人在房子里推杯換盞,吃得十分盡興。言談之間,劉本敖聽出來這位防夫頗好女色,心里立刻有了一個主意。
他假意殷勤,請劉景高去自家安歇,然后直接敲開了對門。劉本敖的對門住著一個小媳婦趙氏,閨名叫八兒,平時生活不怎么檢點,跟劉本敖有一腿。劉本敖給了趙氏五分銀子,要借她美色來羈留來人。
劉景高在劉家舒舒服服睡了一宿,次日起來,準備拿牌票去衙門提人。劉本敖卻說不急,拽著他去了趙氏家里喝茶。收了銀子的趙氏稍一撩撥,劉景高立刻把持不住了,當晚便奸宿在她家里,牌票哪及白嫖好,辦事不如辦人忙,從此深陷溫柔鄉中,此間樂,不思蜀。
劉景高不光是免費享受美色,還不停地問劉本敖他們要錢。于是陳佐出了一兩五錢,陶成出了一兩二錢,王廷用、劉本敖各自出了一錢,湊了二兩九錢,送給劉景高處。劉景高給了趙氏五錢買吃食,自己留下了二兩四錢在身上,日子過得美美的。
這邊廂劉本敖用美色拖延,那邊廂王廷用偷出成都府的牌票,仔細研讀了一下,發現一件怪事:這個牌票上面,陶、陳、劉、王等人俱在其上,可是唯獨缺了王廷美的名字。
前面說了,王廷美是王廷用的親戚,之前借陶、陳之力進了戶房,也屬于這個小集團成員之一。不過最近幾年因為一些瑣事,王廷美跟他們的關系并不算和睦。
王廷用一直懷疑,杜山一個泥腿漢子怎么知道去成都府上告,訴狀怎么寫得如此犀利?一定是有精通刑名之人從中指點,如今看來,八成就是王廷美,不然怎么牌票上沒他的名字?
好哇,你做初一,我做十五,別怪我不顧親戚情面。
王廷用大怒之下,向陶、陳二人說明真相,那兩個人又連忙稟明主簿王仲杰。幾個人頭碰頭,想出一個壞主意。在這之前,正好有彭縣鄉民控訴衙門小吏私收紙罪銀五錢四分,王仲杰直接把這個罪過栽到王廷美頭上,不容申辯,直接打了他二十大板,投入牢獄里。
這一招釜底抽薪,斷絕了杜山的法律咨詢之路。沒有王廷美支招,一個老百姓能折騰出什么花樣?
一來二去,時間進入了嘉靖二十九年的十一月份。趙氏再漂亮,劉景高也睡得差不多了,無論如何要提人回成都了。十一月初一,劉本敖在街上溜達,琢磨著該用什么辦法繼續拖延。他忽然一抬頭,看到自家一個親戚。
這個親戚叫鄢乾,跟劉本敖是表兄弟,家里尚算殷實。早在嘉靖二十五年九月,家里人出了十五兩銀子,給鄢乾捐了一個彭州司獄司的候缺吏,那一年他才十二歲。
地方吏員的選拔,一般有三種途徑。一是僉充——即選拔有文化的民間百姓,輪候任職,陶成、陳佐、王廷美就是這么進來;要么是通過罰充——即把犯了過錯的生員、舉人、監生等讀書人,罰為小吏。從景泰年之后,還多了一個選項,叫做告納。說白了,就是所謂捐錢買職。
到了嘉靖年間,告納變得非常泛濫,年齡能力什么都不考核,交錢就給。當時的價格是,州縣典吏二十兩,衛所典吏十五兩。所以鄢乾捐了十五兩銀子,遂以十二歲沖齡成了公務員。
鄢乾在彭縣候缺了幾年,轉任成都府,仍為司獄司候缺吏。到了嘉靖二十九年,鄢乾不過是個十六歲的少年。這一年的十一月,他剛剛輪完值,請假返回彭縣,打算問家里拿點零花錢。
劉本敖一看是他,大喜過望。這個表弟在成都司獄司,正好能用得上。于是劉本敖熱情地拽著鄢乾回到家里,吃喝一通,然后提出了要求。
他希望鄢乾能利用手里的職權,把成都府催問的牌票再拖上一拖。當然,親兄弟,明算賬,陶、陳、王幾個人湊了三兩七錢銀子,給鄢乾作為酬勞。鄢乾卻不過親戚面子,自家又有錢拿,便欣然答應下來。
這事果然辦得及時。
十一月初三,杜山見久提人犯不到,再次上堂提告。成都府于初四發下第二張牌票,交給一個叫杜廷玉的差役,前來彭縣拘人。也恰好在同一日,鄢乾匆匆趕回成都府銷假。
不過鄢乾是在司獄司,沒法直接干預牌票。他走到四川布政使司衙門前的洗墨池街,撞見一個老同僚。這同僚叫黃德,在成都府戶房做吏,兩個人平日關系不錯。鄢乾想到,杜山的案子事涉錢糧,一定會落到戶房做審驗,便問黃德,能不能請他在戶房拖延一下?
黃德當時的表情應該很駭異。這個年輕人膽子太大了吧?事涉錢糧,多大干系,他怎么就敢在布政使司門口隨意談論?黃德有心推辭,說戶房里沒看到這件案子的案卷,估計還留在一堂,沒有落房。
他是個老成持重的人,有心勸了鄢乾一句:“本府老爺法度甚嚴,你年小不知利害,快莫壞事。”
黃德這句話,絕非虛言恫嚇。因為此時擔任成都知府的官員,叫做蔣宗魯。
蔣宗魯是貴州人,普安衛軍籍出身,是有史以來普安州第一個進士。此人能文能武,行事極端方。駐守成都時,蔣宗魯每逢初一、十五日,總要焚香起誓,誦讀禱詞:“貪婪害民,天必譴之;忠君愛民,天必佑之;有利即興,有弊即革,凡我僚屬,相以勉之。”
這個不是政治作秀。蔣宗魯在成都知府任上,一直兢兢業業,做了很多實事。后來他轉任云南,嚴嵩要當地運輸大理石入京做屏風,他深感民眾負擔太重,憤而上了一封《奏罷石屏疏》,冒死直諫。這事終于罷免,他也因為得罪了嚴嵩,被迫告老回家。
趕上這么一位有風骨的上司,你還想舞弊挑事?瘋了吧?
說完這話,黃德便離開成都出差去了。鄢乾對蔣老爺心存忌憚,有心把三兩七錢賄款退還劉本敖,可他有本職責工作,不敢擅自回彭縣,便把銀子留在辦公室內,尋思著下次回家捎回。
這邊黃德辦完差回來,心里可犯了難。按道理,他既然知道了這個行為,應該立刻舉報。可這樣做,等于跟鄢乾結了仇。可不舉報,萬一鄢乾真是失心瘋,收了錢去拖延了牌票,事發一審,他也會落得一個知情不報。黃德心下猶豫,便去堂前查了一下,看這案子到底辦得如何了。
一查才知道,還好,鄢乾沒辦成這事,黃德也就放下心來。
這時成都府發出了第二張牌票,由杜廷玉前往催促彭縣提人。彭縣這邊一看催票要到,陶、陳、劉幾個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。他們久知蔣宗魯的威名,知道自己若去了成都府,事情怕是要壞。他們商量不出結果,決定去找主簿王仲杰拿主意。
誰知這些人走在街上,無意中被杜山的老婆陳氏看到了。
陳氏對自家丈夫的官司很上心,一看牌票里要提的這些人居然還敢在街上閑逛,上前一把抓住劉本敖,去往王仲杰那里見官。王仲杰自然是偏袒自家小弟,把陳氏打了一頓,攆出公堂。杜山聽說以后,心里更是惱怒,等著催第二道問牌票到彭縣,有你們好看。
說話間,杜廷玉抵達了彭縣。代理縣事的主簿王仲杰痛快地接了牌票,派出一個叫劉興二的快手,趕往杜山家里。劉興二先吆喝杜山請他吃了一頓酒肉,然后將其當場鎖拿,送進了縣獄里頭。
等會兒,牌票上要提的不是陶、陳、劉、王四個人嗎?抓杜山干嘛?
因為杜山是整個案子的源頭,必須要先把他控制住,然后才好幕后操作。王仲杰老于宦海,深知關鍵所在。他明面上催促劉興二繼續去拘拿另外四個人,做做樣子,暗地里卻安排這四個人盡快脫罪。
怎么脫罪?
陶成、陳佐二人當晚找了本縣的三個平頭百姓,分別叫做高汝沖、趙偉和段自成。陶、陳在趙偉家擺下一桌酒席,請三位吃飽喝足,然后說出了脫罪的計劃。
首先陶、陳二人會設法說服杜山承認是誣告。既然是誣告,這個案子自然也就撤銷了。
可是撤銷之后,杜山所積欠的解糧和罪谷,還得如數交清。杜山顯然出不起這個錢,接下來高、趙、段三人會站出來,說我們平日跟杜山關系良好,情愿替他繳納解糧和罪谷,替他免罪。
這筆糧食,亦不用他們三人真出。陶成、陳佐各出十四石二斗五升,劉本敖、王廷用各出五石,湊出三十八石五斗,恰好可以抵消杜山積欠的二石五斗解糧和三十六石罪谷。
換句話說,這幾個人打算花錢免災,自己掏腰包把缺額補上,換杜山閉嘴。
這個方案代價不菲,可為了避免觸怒蔣宗魯這尊大神,他們也只得忍痛出血了。
杜山被關在彭縣監牢里,出了不少苦頭。他聽到陶成、陳佐提出的方案之后,雖然心中不爽,可這已是能爭取到最好的結果,只好點頭同意。幾方面都疏通好了之后,陶、陳先去稟明主簿王仲杰,說杜山自承誣告,自愿銷案。然后段自成出面,把杜山從監獄里保出來,表示愿意交糧贖罪。
這一套手續做得滴水不漏。王仲杰和劉興二解釋了幾句,說案子一場誤會,縣里已經解決,讓他不必提人。一場危機就此弭平。
可讓彭縣小集團沒想到的是,這邊剛安排妥當,那邊又出事了。
事情出在劉景高身上。
他貪戀趙氏八兒,一直滯留于彭縣不歸,這引起了成都府的關注。當初發下牌票的直堂吏楊漢采,一查記錄,發現十月二十三日發出的牌票,到十一月中還未繳還,持票人劉景高也一直沒回來。楊漢采當即又發出一張牌票,派出成都府直屬的快手王童生,去拘劉景高的歇家張萬益。
歇家在明代是個特別的職業,營業范圍很寬泛,舉凡生意買賣、媒保做纖、薦工借貸、訴訟寫狀之類,什么都能做,可以說是一個代辦各類業務的公司。尤其是在官府事務上,歇家很重要。比如老百姓告狀時,得有歇家做保,官府才收你的呈狀;比如官府收押犯人,怕監獄條件太差囚犯死掉,就由歇家做保領回去關著;再比如官府要解送或提審人犯,歇家可以包當“防夫”或“解戶”,為其押送犯人做保。
劉景高和張萬益的關系,就是最后一種。張萬益是解戶歇家,是他推薦劉景高擔任“防夫”,負責官府的各種解送任務,而張萬益則為劉做保。現在劉景高遲遲不歸,官府自然得要找張萬益的麻煩。
可惜張萬益外出未歸,于是成都府派了一個叫劉永敖的水夫,把他母親章氏鎖拿關入府倉。章氏在里頭戰戰兢兢地呆了好幾天,直到蔣知府清理倉犯才放出來。張萬益回來以后,看到母親如此遭遇,嚇得魂飛魄散,只好承諾要親自去彭縣找那個混蛋。
經過這么一鬧,成都府想起來了,怎么彭縣要提的犯人還沒到?本府第一次發牌票沒到,是因為劉景高失蹤,情有可原;可本府明明又派劉興二送去了第二次牌票,怎么還是寂靜無聲?
結果,成都府又發出了第三道牌票,由一個叫齊表的快手持票,會同張萬益一起,迅速前往彭縣查看劉景高的下落,兼提人犯。
這一次牌票,誰也躲不過去了。
張萬益把劉景高從趙氏閨房里拎出來,氣哼哼地往成都拽。齊表還要把涉案四人帶走,可王仲杰出面解釋,說案子已經銷了,要不我派他們去成都府解釋一下吧。
于是在十一月二十六日,陶成和陳佐分別派了堂侄陶田、父親陳春,會同張萬益、齊表、劉景高先去成都。陶、陳、劉、王四人承諾晚一日即至。
這一行人抵達大安門內,陳春、陶田主動花了六分銀子,在一戶叫王臺的酒家里買了一壇酒,請劉景高、齊表、張萬益喝。喝完以后,這一行人來到鐵五顯廟街,尋了一處旅店投訴。到了二十七日,劉、齊、萬三人來到承流坊下,等著陶成他們到來。
這時劉全敖——就是拘捕張萬益母親的那個水夫——跑過來,責問劉景高為何這么晚才回來?從成都到彭縣也就一天路程,你拖延了整整一個月。劉景高面不改色地解釋,說那些人犯俱各有事,我得等他們人湊齊了,才好回來繳牌。
劉全敖說我為了你這事,幾次被上司責問,你得賠我點人情。劉景高本不想給,可是他的歇家張萬益卻堅持得給,他只好把陳佐賄賂自己的銀兩里分出四分,給了劉永敖。張萬益表示為了你的事我媽也去牢里呆了幾天,你看著辦。劉景高只好又吐出兩錢五分,算是給章氏壓驚。
劉景高打點完這些人,繼續站在承流坊下等,可左等不來,右等不來,陶、陳、劉、王一個都不見蹤影。他起了急,只好再返回彭縣,繼續催提。那四位卻一點不急,反正杜山那邊也打點好了,糧食都補繳了,再拖幾日,一俟糧食入了府庫,賬簿一平,這事便能抹個干凈。
擺平了劉景高,這幾個人松了一口氣,覺得有驚無險,這趟麻煩算遮過去了。可陶、陳二人萬萬沒想到,在這個節骨眼上,手下那兩個閑漢卻壞了事。
前面說了,他們四個人合資替杜山還了那筆糧食,其中劉本敖、王廷用各出了五石。這倆貨平時只吃不吐,這次被迫割肉,簡直心疼到不行,覺得必須從別處找補回來。于是他們倆又跑去恐嚇王廷美,說他犯了侵收紙銀的重罪,訛了三錢五分銀子、價值六錢的十二斤茶葉、價值三錢七分的黃豆八斗。
要說王廷美也挺無辜的,好好在戶房干著,只因為被人懷疑是杜山的幕后推手,便被打入監牢,吃了幾天牢飯,還被劉本敖、王廷用幾個宵小反復敲詐,出血甚多。
泥人也有土性。王廷美憤憤想到,你們不是懷疑我唆使杜山去告狀嗎?行,爺這次就親自去告一回!他徑直跑來成都府,把陶、陳二人強迫杜山承認誣告,又找了三個人替他補糧的勾當,一古腦全說了出來。
這次接狀的,仍是直堂吏楊漢采。他一看,咦,這案子有點眼熟,好像是之前那樁久提人犯不到的杜山案后續。楊漢采覺得這事自己沒法自專,上報給了知府蔣宗魯。蔣知府一看,好嘛,錢糧這么大的事,你們都敢肆意篡改挪移,還有什么事干不出來?簡直視大明律如無物!
蔣知府異常震怒,親自做了批示。仍由楊漢采寫了一張牌票,派人再去彭縣提人。這一次成都府派的是正經差吏,而且要即提即走,不得耽擱。
這么大動靜,成都府內部先傳了遍。鄢乾很快聽說蔣知府震怒,非常驚慌。倘若劉本敖把行賄之事說出來,自己必然不保。他猛然想起,劉本敖給了自己的賄銀三兩七錢還扔在辦公室,趕緊跑回去拿。
拿到了銀子之后,鄢乾不知該怎么處理。他思前想后,居然想出一個匪夷所思的計策。他趁著晚上公廨無人,偷偷把這封銀子扔到戶房黃德的桌子上,要行栽贓嫁禍之事。
黃德原本出于好意,沒去舉報,卻沒想到農夫碰到了蛇,反而要被鄢乾陷害。好在黃家有一個親戚黃春童恰好在附近,看到有人影扔下銀子在老爺桌上就走,心中生疑,緊追過去連問是誰。鄢乾不敢回答,只得悶頭跑,跑到庫樓下面時,一不小心,把自己頭上的吏巾掉落在地。
吏巾不是頭巾,而是吏員專用的軟帽,平頂露額,正中一道折,背面一對烏紗帽翅。這種帽子的主體是庶民樣式,但又多了一對官員用的帽翅,正好符合吏在官民之間的地位。

(擷芳主人繪)
​黃春童當即把這頂吏巾撿起來,連同那一封銀子送到戶房收好,然后把黃德叫過來。黃德一看,便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對鄢乾再無什么愧疚之心,把這兩樣東西直接交到了知府蔣宗魯手里。
蔣知府聞言,立刻派人將鄢乾收押審問。這位鄢乾別看只有十六歲,心思卻頗歹毒,自己都已經陷進來了,還要胡亂攀咬,說陳佐的父親陳春送了楊漢采白銀七錢五分云云,結果這謊話當場被揭穿。
蔣知府把鄢乾收在監獄里,又追了一道牌票到彭縣,叮囑務必拿到涉案人員到府。
兩道知府親發牌票相繼抵達,在彭縣的影響力堪比炸彈。這一次再無僥幸,陶成、陳佐、劉本敖、王廷用以及陶田、陳春等人,乖乖被解到了成都府。
成都府調來杜山、王廷美的訴狀,一一審問,很快把所有的事情都審了個清楚。陶陳劉王四人要挾杜山自承誣告之事;劉、王二人誣告訛詐王廷美之事;劉本敖賄賂鄢乾之事;劉本敖等賄賂劉景高阻撓公務之事;陶、陳將四個解戶捏成一戶欺騙胡知縣之事;陶、陳二人敲詐六十二戶解戶之事——甚至連劉本敖、王廷用兩人買閑、王廷美越次超參等舊事也被翻了出來。
蔣知府沒想到,區區一件解糧案,牽扯出這么多隱情。若無上官庇護,這些人豈能在彭縣如何囂張?他立刻發下一道措辭嚴厲的文書,責令彭縣主簿王仲杰來府上問話。
其實蔣宗魯并沒打算把案子辦到主簿這一級,彭縣知縣、縣丞一直空缺,主簿再落馬,縣里群龍無首了。所以他在文書里還特意說了一句“如查無干,即放供職”。
可王仲杰的心理素質實在太差了。陶、陳等四人被解往成都府以后,他惶惶不可終日。等到蔣宗魯的文書一送到,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夜里二更時分,堂堂的彭縣主簿王仲杰居然繞過成都府派來的耳目,翻過衙門后墻跑了。
這可真是多少年都不出來的奇聞。
成都府沒奈何,只好先把其他相關人等拘押起來,解送府上。
又是一輪審下來,把陶、陳等人多年來敲詐勒索的一樁樁事情全抖落出來,王仲杰庇護縱容刁吏的事情也被相繼揭發。這一個彭縣小利益集團的積年齷齪,終于被完全掀開。
等到了這樁案子審結之時,一共有十八個人被判刑。除了陶、陳、劉、王四名主犯之外,還有那四個未完解糧的解戶,那三個自愿替杜山贖買的百姓,彭縣主簿手下的幾個小吏,成都府先后派去彭縣提人的幾個防夫、快手、水夫,包括陪劉景高睡覺的趙氏八兒、受賄栽贓的鄢乾、被劉景高連累的歇家張萬益,連苦主杜山與王廷美,都被關起來了——他們倆一個解糧未完,一個當初賄賂主犯越次進入戶房,這些罪行不會因為他們是受害者都免除。。
所有涉案人犯里最無辜的,要數那位戶房老吏黃德。他雖然舉報有功,可在審理中發現,他當初聽見鄢乾徇私的要求,沒有及時報官,也要判罪。
這件案子雖然涉事甚繁,但內情不算復雜。很快成都府推官便宣布了判決結果:陶成、陳佐兩人,杖一百,徒三年,而且要先在衙門前站枷號一個月,以儆效尤;劉本敖罪減一等,杖八十,徒兩年;王廷用再減一等,杖七十,徒一年半。不過劉、王二人最終免去了杖刑,代價是發配到附近的衛所,終身充軍。
趙氏八兒、杜山、劉景高、張萬益等十幾個人,分別判處杖八十,但允許用錢糧折免。只有王廷美和黃德,他們雖然犯律,但情節輕微,態度又好,蔣知府法外開恩,把他們無罪開釋了。
至于鄢乾。他先被判杖八十,然后被褫奪了候缺吏的身份,革役為民,這輩子也別想做官吏了。
這個判決,應該說是很公允的。畢竟案子里沒鬧出人命,涉案金額也不大。人犯們忙來忙去,都是幾分幾錢地摳著銀子,最大的一筆贓款,也不過陶、陳向那六十二個解戶索要的四兩九錢六分……
有意思的是,在這份檔案后,還附了一份“照出”。
“照出”里開列的,是犯人需要承擔的訴訟費用——術語叫做紙銀——以及各種贓銀的最終去向,每一個人都不一樣。比如鄢乾、黃德等人,得掏紙銀二錢,其他彭縣犯人要掏紙銀一錢。“照出”里還特意寫明,劉本敖賄賂鄢乾的那三兩七錢銀子,由黃德上繳,充入府庫。
一干費用,算得清清楚楚。
唯一在逃的犯人,只有一個前彭縣主簿王仲杰。這位腿腳挺靈便,比香港記者跑得還快,出逃之后,成都府一直沒逮住他。蔣知府沒辦法,給王仲杰的原籍西安府行了一道公文,提請當地有關部門一發現他的蹤跡,立刻拘拿。至于后來到底王仲杰有無歸案,這個就實在不知道了。
縱觀這一樁彭縣窩案。案情一點也不曲折離奇,也沒什么詭譎兇殘的情節,動靜只限成都一府一縣。 但它卻相當具有代表性,我們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明代胥吏們的日常生態。
從戶房的算手到府衙的防夫,從公堂上的皂隸到奔走鄉間的快手,只要有那么一點點權力在手,他們便會挖空心思,在每一個細處尋租,在每一件政務里訛詐。更可怕的是,這幾乎已成為一種不假思索的習慣。陳佐得知胡知縣查侵欺案時,第一時間不是惶恐,而是又借機敲詐杜山;劉景高奸宿之余,還不忘問劉本敖討好零花錢;劉本敖、王廷用補交了賠款之后,一定要再勒索王廷美來找補。就連負責催促牌票的小角色劉全敖,見到劉景高回成都之后的第一個反應,就是問他討要辛苦費。
整個案子里,充滿了小人物揮舞著小權力的身影。
胥吏之害、之貪,在這么一件普通案子里可謂表現得淋漓盡致。
這是一種細致無聲而又無處躲藏的恐怖,驅之不盡,揮之不去。你的生活,隨時可能處于威脅之中;你辛苦積攢的錢糧,隨時可能被啃噬。這個案子,被蔣知府雷霆萬鈞地打滅了。可陶成、陳佐這樣的胥吏,在全國每個地方都有。他們密密麻麻地攀附在各地府縣的底層,肆無忌憚地剝害生民。不是每一個人,都有杜山那么好的運氣。
所謂青萍之末,即指于此。
按照慣例,最后還是要說說史料來源。
這個案子,是我在《四川地方司法檔案》里翻出來的,編號九十一號。這套資料特別有趣,它以《明嘉靖年錢糧冊》和《四川各地勘案幾其他事宜檔冊》為基礎合編而成,里面是嘉靖二十八至三十年在四川布政使司各地辦理的案子,一共九十八件。按照規矩,地方辦完的每一件案子,都要提交布政使司留底,因此得以保存下來。
檔案里收錄的,全是當時官府判決的司法文書原件。四川的司法官吏們的態度很嚴謹,每一份案卷記錄都非常詳盡,細節充實,很多案情經過跟寫小說似的。本文里提及的細節,不是筆者腦補,皆是來自于這些記錄。比如鄢乾在布政使司門前的洗墨池街遇到黃德,有地點,有對話,有心理活動,看似小說,其實是出自當時的供狀。

《四川地方司法檔案》彭縣案其中一頁
​這些案子都不是大案,案情也不曲折,但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四川官吏平民的日常生活、經濟物價、風土人情,甚至還能看到很多當時社會上的潛規則。不記得哪位十九世紀法國小說家說過,想要了解一個社會的形態,去法院里坐幾天就夠了,那里是最容易看到人生百態的地方。《四川地方司法檔案》,也有相同的功效。
感謝那些保留下《四川地方司法檔案》并做了點校的學者們,大明底層社會的鮮活,就藏在這里。​​​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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